首页
 > 

出国留学

 > 正文

70年一所村小“三级跳”折射教育变迁

  • 编辑时间: 2019-09-12

本期关注

农村教育发展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云南省会泽县陡红村陡红小学开始了自己的进化史。从主要靠族人出资,到全体村民自筹资金,再到政府全面出资,陡红小学也从蜗居祠堂,慢慢蜕变为一所拥有数栋楼房、操场、教学设备齐全的现代化标准学校。

“克绳祖武”、挣工分、勤工俭学、募捐集资、扫盲、两免一补、营养改善计划、“985”……70年里,陡红小学与共和国一起成长,陡红小学身上的每个历史名词,都是共和国教育发展宏大历史的投射。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,从陡红小学的“三级跳”中,人们可以感受到新中国教育发展的生动实践和蓬勃脉动。

1946年,云南省会泽县陡红村老支书杨安甫当时7岁,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。“雨碌中心国立学校”就在家门口,上学只需步行几分钟。每天,杨安甫先要过一道校门,再进一道挂着“克绳祖武”牌匾的拱门,才能到达学堂。

“当时学的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,也学点儿算术。1949年解放后,有了历史、地理、语文,还有音乐。”谈起往事,今年80岁的杨安甫有点儿激动,甚至还哼起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旋律。

70多年过去了,杨安甫看着陡红小学一步步从一间祠堂变成如今拥有一栋3层教学楼,一栋3层教师宿舍楼,一栋两层食堂,篮球场、厕所完备,计算机室、科学教室、音乐教室等六大功能室齐全的学校。而且,孩子们每天可以吃上有肉有菜的营养餐,不用花一分钱。

从祠堂里生长出来的学校

说起戴姓祠堂,退休教师戴普润打开了话匣子。他在陡红村出生,在陡红小学完成了小学学业,毕业后又回到了陡红小学担任教师、校长长达31年。

“陡红村几乎全部是我们戴姓族人。戴姓族人很有眼光,为了给家族培养更多的读书人,1912年家族出资聘请了宣威西泽人王永吉,在家族的祠堂中开办学堂,学生主要是戴家子孙。”戴普润说。

1954年,戴普润7岁,到了上学的年纪,就直接来到了“自家学堂”读书。

“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,政府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可能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农村教育,只能强调‘农民的教育自己办’,戴姓族人依然是陡红小学的主要出资人。”戴普润说。

戴姓出资修葺了祠堂学校,“是全村最好的建筑”。当时戴东印是乡长、戴秉强是先生、戴秉贤是老师,一个由地方长者、乡绅组成的股东会负责整个学校的运行,戴家拿出一部分公地地租,用来延请教师、修葺房屋、添置学习用品等。

至今,戴普润仍清晰地记得拱门上挂着的“克绳祖武”的匾额。

“克是攻克、绳是束缚,匾额记载的是戴氏族人攻克匪患的功绩。而把学校建在祠堂,也是表示对祖宗的敬意,对教育的重视。”戴普润说,小时候读书是很庄重严肃的事,“每次先生要求我们背书的时候,我们都要先在孔子排位前作个揖,然后再开始背”。

解放初期,师资困难,陡红小学4个年级80多名学生只有一位教师赵国义,但是赵国义却是后来的会泽县副县长、林业局局长、邮政局局长等“一大批优秀的人”的启蒙老师,这其中还包括上世纪80年代陡红小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戴普焱。

到上世纪60年代,陡红小学规模扩大到100多人,把周围3个村子的学生都收来了,教师更加紧缺。

1961年,戴普润因成绩优异,品学兼优,被推荐到了者海镇东四中上初一。没过多久,他的老师赵国义找到了他,希望他能回陡红小学任教。

“那时候我只有15岁,家里穷,早点儿工作可以补贴家用,我就答应了。”戴普润说,“语文数学全兜底,我们3个老师上4个年级的课,一天挣10个工分,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动力了。”

戴普润仅在陡红小学当了一年老师就被调到了盐滩小学,但是这一年他却教出了一个“好学生”,这个学生就是陡红小学发展史上的另一个关键人物、陡红村资历最老的支书戴兴山。

1960年到1966年,戴兴山在陡红读小学,用的是毛笔、草纸,坐的是石凳石桌,一张石桌后面4个学生,“条件很艰苦”。毕业后,戴兴山外出当兵,直到1980年才又回到了陡红。

“十几年过去了,学校建筑变化不大,学生增加到了300多名,学校空间明显不够,而且建筑老化严重九乐棋牌。白金会”在戴兴山眼中,陡红小学该变一变了。

与戴兴山有同样看法的还有戴普焱。1955年从陡红小学毕业后,戴普焱一路念到了东川师范学校,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邻镇者海当教师,1978年调回陡红小学担任校长。

再次回到母校,戴普焱用“大吃一惊”来形容——戴家的老祠堂,到处是塌梁断柱,倒塌的墙壁,甚至要用树枝来堵。

“万一倒塌怎么办?老师和学生的安全谁来保障?”在戴普焱看来,陡红小学也该变一变了。

然而,“文化大革命”刚结束,乡村一片萧条。“得找钱。”戴普焱想。

不久,机会来了。县教育局召开年度教区负责人会议,戴普焱参加,“听报告、小组谈论结束后,我大着胆子把陡红的情况如实说了,当时会场一片寂静”。

戴普焱感到肩膀被人从后面敲了一下,他回头一看,是自己在东川师范学校的班主任杨能,当时正任会泽县教育局局长。杨能告诉他:“晚上你来我家一趟。”

怀着忐忑的心情,戴普焱晚上来到了杨能盛京棋牌家。

“你今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不是事实?”杨能问。

“我在您手下读了3年书,不会说谎。”戴普焱说。

“好嘛,我给你拨6000元钱,把陡红小学修好。”杨能说。

但戴普焱还有自己的想法。“按照教育局的意思是修修补补,但是陡红小学已经300多名学生,现有规模已经无法承接这么多人,而且祠堂已经用了几十年,没有修的价值了,应该推倒重建。”戴普焱没有直接表达他的意思,而是保证回去完成任务。

回到陡红小学,戴普焱跟教育组长表达了他的想法。“6000元想建一个新学校?而且你拆了戴家的祠堂,族人会允许吗?”教育组长反问。

戴普焱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叔伯兄弟们的想法,“这是拆自己家的祠堂,宗亲反对声很大,但是我是校长,要对师生生命安全负责,而且办好教育也是为了戴家的未来。”在宗亲的一片反欧博平台对声中,戴普焱还是开工了。

拆掉祠堂,重建学堂

顶着重重压力,陡红小学重建工程在1982年底开工了。推倒祠堂,一切重来!戴普焱干劲很足,教师和乡亲们也很支持。

当时,《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》和《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发布,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,各地农村纷纷自发集资、募捐,多渠道筹集资金,兴办教育。

仅仅一年,一栋两层10间屋子的土木结构小楼就建了起来,总造价1.5万元,除了县里给的6000元,剩下的全部为自筹。

“事实上,当时是缺钱、缺料、缺人手。”用戴普焱的话来说,重建学校是“凑毛擀毡,越擀越宽”。

缺钱,村民们5元、10元地凑;缺料,老百姓有木料的捐柱子、椽子,有砖瓦的捐砖瓦;缺人手,17名教师全部上阵,扛木料,搬砖瓦,“肩膀都压坏了”……

房子盖起来没几年,戴普焱就调走了,接任校长的是戴普润。

“1988年我又回到了陡红小学,两层土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建成了,当时陡红小学是我待过的学校中条件最好的,不过仍有遗憾。”戴普润所说的遗憾是学校没有厕所、操场等配套设施,条件依然艰苦。

戴普润找到了他的学生,时任陡红村支书戴兴山,希望他能动员村民集资把厕所、操场等修齐全。

“当时陡红村经费仍然十分紧张。”戴兴山回忆,但是戴普润认为,“经费再紧张,为教育花点儿钱是值得的。”

戴普润说服了戴兴山。戴兴山带着大队成员挨家挨户集资,最后筹集了9000元,为学校修了厕所,平了操场,建了篮球场,添置了简易课桌椅……

回忆过去,戴兴山觉得特别不容易。

“当时的国家政策,教育是分级管理,中学属于县级,小学属于乡级管理。修建学校主要靠村民集资,陡红村除了募捐的,每人集资5元,大队干部天天下去向老百姓集资。”戴兴山说。

为了解决经费困难,1986年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及后来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》将教育附加费细化到乡级人民政府,学校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所需资金的筹措细化到乡和村,增加了将学校勤工俭学收入部分应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内容。

戴兴山对勤工俭学印象深刻。“那时候地方十分贫穷,学生的课本、本子、铅笔,教师的教具,照明的燃料都没有。”学校每周拿出一天时间,由白金会老师带着学生做一些本地劳务性的东西,拾柴禾、搬砖瓦、背煤炭、摘野果……通过劳动收入解决教学所需。

当时,后来的陡红小学校长陈正亮正在学校当班主任,从二年级到五年级,两年多时间,陈正亮带着班上30多个孩子通过勤工俭学挣了500多元钱。

“那时候学费仅仅8毛钱,但很多乡亲还是交不起,通过勤工俭学,那几年班里没有一个学生向家里要钱交学费。我们还买了许多学习用品,完全自给自足。”陈正亮说。

乡里补助、群众集资中华娱乐、勤工俭学……“苦”字当头,让陡红小学从蜗居祠堂变成拥有两层土木结构教室的楼房,还配备了厕所、操场和简易课桌、教具。

至此,陡红小学一跃成了四里八乡“最好的小学”。

1993年,戴普贵接任戴普润担任陡红小学校长。戴普贵赶上了好时候,更办了一件好事情。

好事是指1998年陡红小学被列为土木校舍改建工程项目学校。“当时,上级补助了5万元,本村群众人均集资40元,共集资8万元,建了一幢面积为34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教学楼。陡红小学的建筑面积大大扩张,办学条件改善突出。”戴普贵说。

上世纪90年代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颁布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,确立20世纪末期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、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(“两基”),并指出“两基”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。陡红小学除了日常教学,还承担了“两基”攻坚任务。

“连续3年多时间,我们白天给孩子上课,晚上给村民上课。”老教师戴普田依然记得识字课本有42课,每天晚上2个小时,教师们轮流去扫盲班。

“当时的口号是‘一长管两校(夜校和白天的学校),一师任两教’。”戴兴山说,陡红村在2000年完成了“两基”攻坚的任务。

苦字当头,实干兴教

现在的陡红小学,环境优美整洁,篮球场、食堂、宿舍、六大功能室齐全;教师办公室里挂着十几张奖状:雨碌乡先进学校、雨碌乡二类学校综合考核第一名……

“2000年以后,学校发展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,一波一波的政策红利让陡红小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期,不仅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,教学改革不断推进,教学成果也十分突出。”陡红小学原校长戴兴胜(2001—2014年任校长)说。

2001年6月11日,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,发布《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,作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决定,提出了“在国务院领导下,由地方政府负责、分级管理、以县为主”的新体制。同时,中央决定每年拨款50亿元发展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,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危房改造、教师工资发放、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等。

随着外地教师越来越多,教师住宿成了问题。2005年取消农业税之后,政府财政拨款10万元,陡红小学拆除了1983年盖的两层土木教室,盖了一幢面积为46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综合楼,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附属建设。

2006年1月,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,决定今后5年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,农村中小学生每年每人减免学费140—180元。我国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,明确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,对贫困学生继续实施“两免一补”(免除书本费、杂费,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)政策,陡红村村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。

2011年营养改欧博平台善计划实施,陡红村的孩子们再次得益。

“从我读书到现在,50多年了,孩子长期吃苞谷、洋芋、黄豆。现在好了,营养餐有牛肉、猪肉、牛奶、鸡蛋,而且全免费。”戴兴山感慨地说。

2013年,为了让孩子们吃上热乎饭,陡红小学又在操场上建了一栋两层271平方米的食堂。

“孩子们有地方可以坐,有干净营养的热乎饭可以吃,家长放心,学生安心。”戴兴胜说。

2017年,陡红小学又新建教学综合楼960平方米,配备了计算机室、科学教室、美术室、图书室、体育功能室,教学质量长期在雨碌乡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。

“雨碌乡共有13所中小学,我们定位为二类学校,在7所二类学校中,陡红小学是历史最悠久、办学成绩最突出的。从2005年开始,每年都有我们陡红小学出去的孩子考入‘985’‘211’高校。”雨碌乡中心学校校长朱云果说。

在教师办公室里,除了各种奖状,还有一个公告牌让人印象深刻:戴普增,昆明市委组织部干部;戴普义,会泽县林业局局长;孔令明,北京大学学生;戴果,南开大学学生……70年来,从陡红小学走出优秀校友近百人。

而会泽县,这个乌蒙山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,2010年以来有128名学生考入北大、清华。

是什么使陡红小学、会泽县教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?

在会泽县教育局原局长陈加明看来,一是教育投入体制改革,彻底改变了会泽教育的面貌,二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,使会泽县的教育质量大为提高。

“过去是土房子、土台子、土砖,生产队巴掌大的公房用作教室,办学堂是十分艰苦的。而随着教育经费的不断增加,一系列工程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、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、薄弱学校改建工程的实施,使学校建设的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,学校越来越好,多数学校已经是当地最好最美的建筑。”陈加明说。

硬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教育质量的提升。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山区学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,2000年以后,会泽县开展了系统深入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,打牢了教育腾飞的基础。

“配合国家政策,会泽县也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”陈加明说,首先是教育经费、人事由过去的乡镇管理统一上收到县管理,教育局有了对整体学校的规划布局和人事安排的权力,全县教育一盘棋。其次,在学校内部实行校长聘任制,彻底地去行政化,让校长安心办学。在新千年之初,当地又进行了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,实事求是地进行校点布局,“小学尽可能集中在大的行政村来办,初中集中在中心乡镇来办,高中集中在县城来办”,集中资源、规模,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。

陈加明自豪地说,事实证明,这些年来会泽教育的改革是成功的——高中教育质量突出,中小学布局合理,教师队伍稳定、素质高,生源回流……

在陡红小学的教学楼上,“苦字当头,实干兴教”8个大字闪闪发光。

“70年来,贯穿陡红小学发展史的就是这样的奋斗精神。”陡红小学现任校长戴龙飞说,陡红小学在上世纪80年代、2000年和2013年完成的三级跳,离不开苦干实干,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撑,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关心,而陡红小学的发展史,折射的就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史。

    ■链接

国家政策与陡红小学

    新中国成立初期:

    “农民的教育自己办”

陡红小学在戴氏祠堂上课,戴姓族人为主要出资人。

20世纪80年代:

    1986年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及后来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》将教育附加费细化到乡级人民政府,学校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所需资金的筹措细化到乡和村。

各地农村纷纷自发集资、募捐,多渠道筹集资金,兴办教育。陡红小学拥有了砖混结构教学楼,修起了操场、厕所,办学条件逐步改善。

    新千年:

    2001年,《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》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决定,提出了“在国务院领导下,由地方政府负责、分级管理、以县为主”的新体制。

    2006年1月,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,决定今后5年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,农村中小学生每年每人减免学费140—180元。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,明确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,对贫困学生继续实施“两免一补”政策。

陡红小学发展进入快车道,校园建筑焕然一新,六大功能室齐全,教育质量显著提高。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9年09月12日第4版